张五常:学术的发展要有成就,要靠一个懂得取舍的独裁制度

上一篇 / 下一篇  2010-07-06 10:07:36

先谈求书名这个玩意,之后才转入正题。

上期写《重寻无处》,提到要出版六本有专题的文章结集,其中四本希望读者提供书名的建议。读者反应热烈,建议的不仅多,而且一般不错,一时间老人家 花多眼乱了。

书名这回事,可以等到排版前的一分钟才定案。但我老是想着《经济解释》卷二的开头三章,要赶着把上述的近于「闲话」的六本书定下名目才可以集中地 想。如下是暂定的六本书名,还可以改,希望不要改了。读者的意见我会继续考虑。

一、《重寻无处——五常行游录》,取自苏子的《永遇乐》。

二、《多情应笑我——五常散文选》,取自苏子的《念奴娇》。原来此书定名《灯火阑珊处》,改为另一本用,下文会解释。

三、《吾意独怜才——五常谈教育》,取自杜工部写李白的一首五律。

四、《独上高楼——五常谈学术》取自晏殊的《蝶恋花》。有两位读者不约而同地建议用这首词,可谓巧合。另一位建议用该词中的「西风碧树」,不错,但 「独上高楼」较佳,因为王国维提到「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」是做学问的第一个境界。

五、《灯火阑珊处——五常谈创作》,取自稼轩的《青玉案》。这是王国维说的第三个最高境界,既然「谈学术」采用《独上高楼》,「谈创作」就顺王前辈 之意,跳到《灯火阑珊处》。这样,「散文」那本改名为《多情应笑我》。

六、《狂歌五柳前——五常谈艺术》,取自王维的一首五律。

上述六个书名,一与五是老人家自己起的,其他来自读者及朋友。西方的文化没有以诗、词作书名的玩意,何况一般读书识字的都懂得玩。炎黄子孙的文化有 其独到之处吧。

赠书之说当然不食言,中奖者要不要老人家在书中提到名字,请通知。还有,六本不知要先出哪本才对,也希望听听读者的意见。初步的工作——选文、分 书、书中分组——做好了,文章太多,还要筛选,也要修改一下文字。我打算先修好一本,付印,转到《经济解释》卷二——《供应的行为》——的大修,梅花间 竹,太累时再转到另一本专题结集。

转谈本文的正题。学术的发展,我认为整个地球走下坡有三十多年了。不是说关于工程或科技等学问,而是那些比较软性的,例如思想上的概念、创意、启发 力等的进取。这些是基础性的思维,不容易捉摸,难以界定,一般无从获得专利注册的保护。然而,这些「软性」的思想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根源:哲学如是,自然科 学如是,历史与艺术如是,社会科学也如是。大学教育的重点是发展这些基础性的、重视创意与启发力的思想。西方以大学为最高学府,颁发的可以从求学中获得的 最高学位称为「哲学博士」,Doctor of Philosophy是也。重视「软性」的思想创作是西方高级学府的传统,不管是哪方面的他们以「哲学」作称呼。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当年就以不提供工科课程 为荣。当然不是贬低工科,而是学术的传统历来以思想创作为重,哲学是也。

我出道时的上世纪六十年代,西方的大学追求的是思想的发展,有大师,有英雄,但这些是从哲学方向发展的学问,没有直接的实际用场,市场的价值不高。 一九六五年我作助理教授时的月薪,除税后美元四百多,四年后跳升至税后一千多,高得行内哗然。当时没有谁管我发表的文章有多少,也没有谁管我怎样教。管的 是我写下的文章有没有创意,有没有启发力。换言之,当时美国的大学要争取的,是思想的重要性。这也是欧洲的传统了。

问题是,思想的「重要性」是由谁判断的呢?一九六八年,在芝大,我向当时作为社会科学院的院长Gale Johnson提出这个问题。他答得清楚:文章发表的多少不重要,有没有写出来也不重要,但思想要表达出来,而重要性是由弗里德曼等大师「独裁」判断的。 当时容易相信,因为在芝大举足轻重的戴维德是靠口述的影响而受到敬重。

一九六九转往华大,思想重要性的判断主要是诺斯与巴泽尔的工作。过了几个月他们把我加进去。我对思想的独裁判断的时日短暂,因为几年后行内转为论文 章的发表数量与发表学报的声誉。曾经写过,这个不幸的衡量准则是越战促成的。一九八二到了港大,以为可以凭一夫之勇把学术的衡量回复到六十年代的西方准 则。不成,因为当时的同事能在国际学报发表文章的不多,而过了几年数学报文章的潮流涌进,有对学问一无所知的政府支持着。区区在下何物哉?人家有文章打进 国际学报,你说是废物从何说起呢?我是个不喜欢争论的人。我说是废物,你们说不是那就让你们「民主」一番好了。二十多年过去,当然是老人家对。对得太离谱 了!

在评审学术文章的判断上,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来得可靠。然而,去年我看到一本有分量的书,写生物学家达尔文,引经据典地说达氏的思想是古往今来最重 要的。有趣的是该书指出,以今天的自然科学衡量,达氏的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思想恐怕不易发表,因为他对实验的操作不到家,有点「门外汉」的味道。可见重要的 思想不容易有客观的衡量准则,判断要讲品味,而个人的品味判断就是独裁的判断了。

转到我熟知的算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,我自己的学术发展历程全靠一些独裁者给个面子。当年升职快是因为诺斯说他自己是个大独裁者,还没有读过我的文章 就拍板。我的大部分英语文章是还没有写好就有学报编辑说要发表,也是独裁的判断。当时主理《法律经济学报》的科斯不「审」我的文章,而另一家学报规定要评 审,但主编对评审员说:「史提芬的文章我们历来不改,因为改了就不是他的,规定所限,我给你读,不是给你审,你读了就算是审了。」这是独裁,也是真道理 吧。一位作者的文章你要就要,不要就不要,有什么好「审」的?当然,初出道的文章不妨审一下,但此「审」也,往往失误频频,费时失事,埋没了不少好文章。 文章太多不能不取舍,但取舍以独裁作判断最上算是历史的经验。

在我熟知的经济学而言,升职用民主式的数文章、论学报高下,是灾难性的发展。因为这会鼓励作者重视文章的规格而漠视内容。更头痛是有创新之见的,民 主评审制会使初出道的不敢动笔。当年科斯几次对我说:「有些文章写得一团糟,但其中有一点新意,可取的,要设法挽救。这是作编辑的主要困难。」我呢?屡次 建议他不要作编辑,理由是有他那样的脑子的人,作编辑是很大的浪费。

当然是我对。此「对」也,有不幸的一面。今天的经济学报,作为编辑的大都是些创见不多的人——自己写得出重要文章不可能有时间作编辑——而评审员不 少是某些名校的研究生,不是杰出的,因为杰出的不会有时间多作评审。「民主」裁决就有这样的困难。独裁当然也有其不是之处,但二者相较,赌一手,我的观察 是独裁胜。

好些年前有人作过如下的详尽统计:把当时被行内高举的芝大的《政治经济学报》的文章作重要性的排位,得到的结果是:有重要文章出现的时期,永远是由 一位主编独裁作决策,而当芝大经济系的多位教授一起「民主」取舍时,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没有。翻过来,我的观点是:思想的判断要讲品味,独裁者不可能没有品 味,民主则不可能有。

独裁当然可能错,可能大错。学术的发展要有成就,要靠一个懂得取舍的独裁制度。综观西方有大成的大学,或学派,或大学内有大成的学系,我想不到有一 个例子不是让独裁者判断思想的重要性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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